（五）关于公司法的可诉性

　　公司法可诉性不强，是现行立法的明显缺陷之一，也是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 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应由谁 和怎样去追究责任，或者当他们拒不承担赔偿责任时，可否和由谁、按怎样的方式提起 诉讼，法无明确规定。公司法第54条和126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对于董事和经理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可要求他们予以纠正。如他们不纠正，可否和如何提起诉讼，同样法 无规定。

　　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诉权的惟一规定是第111条。该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 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 法行为和侵犯行为的诉讼”。该条有如下明显缺陷：①只限于“决议”违法，如果不是 决议违法，例如当时根本未通过什么决议，而某些大股东、董事违法，可否提起诉讼？ ②如果违反公司章程而实施侵害，可否起诉？③股东应如何提起诉讼？由哪些股东和多少 比例的股权代表提起？是以股东个人、部分还是以全体的名义提起诉讼？④诉讼请求只限 于停止违法和侵害行为？可否请求损害赔偿？这些内容如不解决，股东诉权会受到很大局 限，股东不能充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六）关于公司法中国企改革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中有大量关于国企改革的条款，内容涉及国企改建公司的途径和程序。由 国企改建而成的公司在设立、股份发行和转让、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债券发行、公司破 产等方面，公司法都作了许多特别规定。还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规定了“国有独资公司” 这一特殊公司类型。

　　此乃中国公司法的一大特色。这是由于国企改革是公司法制定的直接起因。但国企改 革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掺在一部公司法中难以说清。我国目前的公司许多均由国企改 建而成，对这类公司的特殊规定太多，不仅妨害公司法作为商事法性质的纯正和体系的 完整性，实践中还会影响公司的规范运作。如果说公司法出台之初上述情况难以回避， 那么如今国企改建公司（起码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今后主要是这些类型的公司同其它 公司一样进一步规范运作的问题了。公司法修订时应减少有关国企改革方面的规定，而 把这些问题由有关国企改革的立法另加规定。

　　国有独资公司同公司法所规定的其它公司明显不同，属于另一类型的公司，例如它并 非典型的商事公司，而属于一种国有企业。它所从事的应主要是“生产特殊产品”或“ 特定行业”（公司法第64条）。“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主要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机构 、部门委派的人员组成”（公司法第67条）。其董事会成员“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 国家授权的部门……委派或者更换”（公司法第68条）。这类公司的资产转让，由国家授 权的机构或部门办理审批和财产权转移手续（公司法第71条）。有些大型国有独资公司可 以由国务院授权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力（公司法第72条）。同一般有限责任公司不同，国 有独资公司（还有“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它两上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如同股份有限公司一样发行公司债券（公司法第159条）。除上述这 些特别规定外，国有独资公司适用公司法其它条款甚少。将它放在公司法中甚为勉强， 颇有不协调之感。

　　我国公司法是否应包含大量国企改革条款，今后修订时是删去还是保留，人们对此颇 有争议。所谓公司法是“大改”还是“小改”，症结主要在此。下一次修订不管结果如 何，从理论上说和从长远看，还是应当使之同公司法分离，另由国企改革立法予以规定 ，使公司法成为单一的商事公司法。

　　（七）关于公司法第4条

　　现行公司法第4条中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这一规定在理论上 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中会产生不良后果。各出资人在组成公司之前对其出资可以拥有所 有权，但出资组成公司之后，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只享有股权。股权是公司法人所有 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门，而非独立的所有权[1].各股东的出资在组成公司后溶为一体 ，成为统一的公司财产，是一个有机整体。国有资产出资也如此。如果说“公司中的国 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那么，其它股东的出资财产所有权也应当属于各股东。这样 一来，公司的财产便不是一个有机整体了，公司便无统一（单一）法人财产所有权可言。 如果任何一位股东都可以对公司中“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主张行使占有、支配、使用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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