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司法的过渡性和时代局限性

　　中国公司法在立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客 观条件和时代背景决定的，也同当时我国法学研究现状和立法者素质相关。公司法制定 时，国企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提出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反映到公司立法上，难免具有较明显的过渡性和所谓的“中国特色”。例如，公司法中 有许多关于国有企业改建公司的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特别规定了由国家授权投资的 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作为“单一投资主体”设立或改建“国有独资公司”；赋予行 政机关较大权力，保留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等等。

　　公司法的一般任务和立法精神本在于塑造公司法律人格，调整公司内、外部社会关系 .诚然，根据我国国情，有大量国有企业要改建为公司，或者反过来说，公司法颁行之 初，我国新设立的公司实际上绝大多数由国企改组而成，公司立法不可能完全回避这一 点。但是，这毕竟是有时间性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民间（非国有）投资者设立公司将逐 步增多；另外，国企改革（包括改建为公司）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需要另行制定相关法 律作出规定，在公司法中难以囊括。正因为如此，对于国有企业改建公司的许多问题， 公司法也只能表示“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将“国有独资公司”放在公司法中加以规定，也不甚妥当。这种“公司”其实就是国 有独资企业，它同原来国有企业所不同的，主要是在内部组织机构上仿照公司实行董事 会制，其它事项适用公司法条款的极少。公司法之所以对这种公司作专节规定，实际上 还是传统观念作用的结果，是前面提到的对国企改革（国企改建公司应否进行实质性改 组）争论意见的一种折衷。就这一点说，公司法相对一年多前公布的两个“规范意见” ，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

　　公司法在其它一些公司具体制度设计上，同当时各国通行的做法比，也有较为保守的 地方。例如，公司资本一律实行法定资本制；董事义务只规定了忠实义务，而在其注意 义务等方面有所欠缺；职工参与公司管理及其它权益强调不够；对小股东权益保护欠周 到；股东的诉权规定不具体、不完整；公司关联交易无规定等等，都是我国公司法进步 性上的一些瑕疵。

　　公司法的局限性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时代和社会的新发展引起许多新问题，公司立 法必须适应新时代要求进行更新。

　　人类社会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中国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也在发生着各种变革 .其中重要的有4个方面：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治国方略由人治 向法治转变；在国际关系上由封闭到对外开放，再到加入WTO和全球化；在科技和生产 力水平上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这些已经并在继续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 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公司制度和公司立法。例如：较之公司法开始颁行时 ，我国市场经济已迅速发育，而公司法仍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色彩和许多不必要的行政 管理措施。这不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公司法颁行之初，人们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是4句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后来国家决定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法治的要求更高了。例如，不仅 要“有法”，还应当区分“良法”和“恶法”。法不能仅看做是“统治工具”和“管理 法”，它应当首先和主要是“维权（利）法”和“控权（力）法”。公司法立法旨意也应在 此。应当控制公共权力对公司设立和运行的不必要干预，应当充分尊重公司的经营自主 权，维护投资者、管理者、职工和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对大股东特 别是对国有股权代表者权利行使方式加以必要限制，切实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要加强董事义务的规定。

　　加入WTO和面对全球化，我国的公司法需要剔除许多同WTO规则和国际通例相冲突的规 定。WTO要求贯彻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和公开性原则。而我国法 律原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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